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龍和道、特首選舉、公民社會

(圖攝於2006年12月24日,天星碼頭)

(特首選舉前一日貼於facebook,經評台擬題及轉載)

1. 投票前一天,其實一切大概已經塵埃落定。一句「龍和道的新意義」,卻讓本來打算收口的自己還是忍不住再說幾句。當然,去挺薯集會的人,除了個別民主派外,一些淺黃、淺藍,對龍和道的新意義,也許是告別撕裂。希望、信任和團結。

2. 十年過去,龍和道,卻也一直見證自己的軟弱。龍和道,原本是舊天星、皇后碼頭。中七那一年作為讀歷史的偽保育文青(就是無為保育出過一分力),驚訝發現電視劇中的皇后碼頭真有其物,也想到香港的歷史。平安夜的晚上,與友人共三人參加集會,首次抵達中環的海灣,然後與當時才認識的「集體回憶」告別。佔領升級的那一晚,站在龍和道旁聲援,卻因著不敢、和不認同「奪回」龍和道,只能眼睜睜的呆站。然後離去。

3. 三個月的選舉裡,自己有促成支持曾俊華,卻總滿懷歉意與罪惡感。沾邊基層運動多年,看著政府對基層服務的漠視、參與過財政預算案遊行、反對過六千元注資強積金(甚至反對每人六千蚊-雖然身體很誠實地用了),也忘不了「多謝你咁大聲」和「行開啦」。對於守財奴的憤恨,很現實,但對於西環的抗拒,也更真實。也因此,雖然我有促成支持曾俊華,但卻時刻不忘Lesser Evil。

4. 早前在立場新聞的訪問也有講,民主派要做好民主派的工作,姿態上不能薯粉。當然有人說反林鄭要支持曾俊華,但如果不時刻重申策略性投票、以及對曾俊華的督促和批評,那即便日夜讓人攻擊為薯粉,也與人無尤。因此,各種形式上的支持,包括眾籌或集會,我是絕對的拒絕。至少,既然票已出,但風骨需要堅持。

5. 香港人對權貴的寛容、和對現實的接受和妥協,似乎也是一種「民族性」。有人用陳方安生在補選中華麗轉身、忽然變成香港良心去比喻,也因此曾俊華成為市民的新希望,不難理解。過去董下曾上,曾蔭權作為港英最後一代高官,也曾受託於香港人的希望。而在梁振英治下五年,當「正常人」已然難得,善於公關的曾俊華現象,也就是一個必然。友人說曾俊華不是曾俊華,是演好「薯片叔叔」的角色。但這個角色,終於要走向大結局。

6. 朋友說,爭取民主要體制內外的互動,所以要支持曾俊華。我當然理解、也明白。自己的溫和派轉向,是2010年陳健民老師的課上,談到結合開明建制的抗爭運動,也使自己在當時對進步運動的思考中,找到一條較適合自己的理念、性格和脾氣的路。我從不堅持反對參加小圈子選舉,也不打算雙手乾淨的走過濁水。明天最終我也會投曾俊華,除了反西環,也是社會運動上需選擇對手、香港也需選擇對手。一個稍為predictable的對手、和比689更差的林鄭,答案顯然易見。雖然,結果也早已顯然易見。

7. 這兩天不少朋友的絕望和激憤,或終於激進派朋友也責罵港豬。其實,熱衷政治、參與社運的人從來是少數派,也從來面對的也是逆境。1986年高山大會至今的31年,民主運動是否走到終結,是意志和堅持。有人說民主派挺曾從此抬不起頭,但從來運動有高潮起伏,策略有來有往有轉向,民意也從來最狠心最多變。2017年的特首選舉,是整個戰爭的其中一場戰役。路會盡,但不是終結,也不可能是終結,撥開迷霧和草叢,走過去。

8. 天星碼頭是自己的起點,驚覺「呢個世界真係有啲咁嘅人」。翻找2006年天星集會的舊照片,有一條banner是這樣的:「天星倒下了,人民站起來」。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由天星、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本土以至港獨運動,一浪接一浪,我不敢說人民是否已經站起來,但後雨傘年代的意志消沉,以至曾俊華風潮,卻令我感到是時代的無奈。群眾運動、運動領袖與群眾、體制與人民、策略與現實,社會運動是一個動態,也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網。歷史沒有人能預見,也不知是否已經改變。但以人的力量,為著自己的信念,能否作哪怕一毫米的推動?我常質疑自己所做是否值得、所想是否合理,人是天真,但社運和教育工作一樣,也許做人最終只要無愧於心。

9. 過了明天正午,就是夢醒時份。朋友說最終也是失敗,我卻覺得反正近十年都沒有成功過。也一向只有帶著打逆境波的氣魄,才是參與社會運動的意志。民氣潰散、對前境的絕望、對政黨的不信任,不是明天才會開始,但明天過後,將是發現所有反抗路盡,卻一無所獲的絕望。更激進的運動不會發生,民間繼續行禮如儀的抗爭,然後人數愈來愈少。港豬的港豬、離去的離去。最近有人問我認為之後怎麼走,我也得不出答案。但至少,輸少當贏,整個公民社會,要固守陣地,更要有意志捱過寒冬。或認真思索在消亡中如何重生。

10. 不知不覺寫了近1,800多字,長篇大論,1999。但且以此為記。

2017年2月11日星期六

為通識科平反

(2月10日 立場新聞 )

梁美芬議員早前於報章撰文討論通識,說實話,因為觀點欠新意,在業界引起的反應不大。文憑試考了五屆,業界早已處理和修正通識科一些早期引起的爭議,對於課程設計、教學和考評等也愈加清晰。當前的問題在於,不少外行人包括建制派人士,反覆提出欠缺邏輯的論點打擊通識。在部份特首參選人的政綱裡面,通識竟然成為特別提出的項目。一些觀點,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賴得鐘老師已於2月8日《明報》回應,區區則在此簡單回應兩個坊間誤解。
吹水讀報、遊談無根
新高中推行第七年,可惜坊間對通識仍有「通識咪即係睇報紙」的誤解、「通識,通通都唔識」的冷笑話。或有以為凡事皆通識,經常遇到遇上甚麼奇難雜症冷知識,諸如維修水電廁所通渠,以至早前跟朋友聚餐開生蠔,都被指「你通識老師嚟嘛應該識架!」
近年一些評論指通識沒有既定知識,考試也難以觸摸。作為探討社會議題的科目,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本就不適宜動軏下框架。而雖然沒有既定概念和審定教科書,但課程指引和教育局發佈的評估資源套,也大概劃定了一些討論範圍,讓老師在範圍內與學生探索重點社會議題。歷經多年,例如對於了解中國的三農問題、探索香港的政治制度、國際組織的權力與限制等大議題,雖然不是一些如物理之力學等的明確「概念」,卻也是一些業界有共識的議題知識。
通識提供了學生對當今社會的基本認知,也讓學生掌握分析社會時事的方法。而考試強調表達自己觀點、分析、層層論證的能力,是否我們學生在面對複雜21世紀時必須掌握?我相信答案無疑是應該的。
黃絲利器、盲目批判
另一種很常見的說法是通識很政治化、「教壞細路」,梁美芬議員甚至指責「鼓勵學生違法佔中」(雖然區區認識不少老師都恪守專業、從沒聽過鼓勵學生去佔中)。也有人指通識科講求「批判性思考」使學生未有論證便盲目批判。諸種說法似乎也是不合理的。
政治議題本來就不是通識的主菜。即便討論政治議題時,不論是教師的專業操守、抑或通識科課程和考評都要求「成為有識見、負責任公民,認同國民身份」和「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的人」,要「多角度思考」、「正反論證」和「全面及具批判性論證」,使教授各項社會議題時,老師都著力提供大量閱讀或視聽材料、與學生深入討論正反雙方的觀點。
比如說,我們都認同學生要關心香港的法治和政治制度。每次討論功能界別的設置與爭議時,除了引述民主派要求取消功能組別的觀點,我們也總會同樣深入討論功能界別的存在價值、「均衡參與」的功能與理據。同樣道理,討論佔領運動時,「佔中三子」的看法、參加者的理據會講,但運動是否符合法治、對社會經濟民生的影響、青少年是否因從眾而盲目參與?都是討論的內容。這算是偏頗和盲目批評嗎?
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主席、社會學家趙永佳教授曾經撰文,指自己到中學訪問研究時,發現學生對社會時事的認知主要來自Facebook。而通識科正好在網絡單向偏激資訊當中,協助學生修正其偏激想法。
以區區日常教學所接觸,在這網絡資訊爆炸的世代,即使初中學生都對「TREE GUN」、「元秋」等說法瑯瑯上口,卻不少只會嘲諷而未有深入暸解。記得佔領「升級」的那幾天,一位同學問我為甚麼示威者不衝進政府總部?我便要求她提出衝進政府總部的理據、成效與代價,使她陷入思考當中。在青年參與政治激進化的時代,我們希望青少年只接觸單向資訊,抑或有通識科去引導他們深入思考、「停一停,諗一諗」?
公民教育走出狹獈視野
區區是舊制A-Level出身,最初對通識科亦感到不理解和不以為然。然而從事教學工作第六年,專注通識科教學,愈來愈感到通識科的重要性。
記得修讀教育文憑時,教授指出設立通識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學生在舊制裡,沒有培養出世界視野與眼光。回想自己在2003年時正讀中三,確實對於世事一無所知。震撼全香港的50萬人七一大遊行、04年長毛當選立法會議員也轟動社會,然而我對甚麼23條、掃把頭、抬棺材,一無所知,也漠不關心。現在有趣的是,以前我們希望學生多關心社會,而如今學生真的關心社會了,又為甚麼想阻止學校與他們討論社會議題?
在愈加複雜的21世紀全球化社會,我們是否希望同學們,會關心青少年面對的處境、關心社會的弱勢、思考香港、中國和世界的發展路向、思考如何面對國際社會的各種重大議題?我相信答案也是肯定的。如此一來,通識科就是引路人,讓學生走出狹獈視野,戴上看社會的眼鏡,打開看世事的大門。
如果覺得通識的課程政治化,使青少年「反政府」,那要不是誤解,就是有心將政府的管治責任諉過於教育。如果認為課程和師資不濟,那解決方法不是轉選修或大幅改動考評,而是投放資源鞏固專業水平。不是通識教師的人,不少對通識科有誤解。但只要稍微停下來思考,希望大家都能認同通識科的價值。

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

學童問題 除了教育政策外……

(1月21日刊於明報)

【明報文章】近一年前的學童自殺悲劇,社會一片愁雲。針對諸等事件,政府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檢討學童自殺的成因。坊間意見除了譴責不負責任的教育局長外,大多將學童問題歸因於學校教師和社工支援、競爭性的教育制度和競爭性的社會環境等,尤其近年社會關注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和學生壓力的問題,更傾向於此討論。
作為教師,長期與學生相處,面對社會討論各種學童問題,我要提出的疑問是:學童問題只是教育制度問題嗎?大家都認同家庭對子女的照顧責任;要反思的是,為什麼家庭不多關顧子女,以及在子女出現各種行為問題時,不能及早察覺?
香港是「家庭友善」的嗎?
學童面對的問題,更多的是家長沒有時間照顧子女,包括與子女溝通、互相了解,處理其心靈需要。但當家長亦面對長工時,回家也就沒有時間和精力與子女相處。
瑞銀集團於2015年的調查顯示,香港人平均工時每周50小時,在全球71個調查城市中位居榜首,每年比最少工時的巴黎多1000小時;年假17.2日,排在受調查城市的尾段。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葉兆輝教授曾於一個訪問中表示,其中一個個案的學童母親任職酒樓洗碗清潔工,父親是夜更保安員,小朋友「出事」時,兩人皆「唔知發生咩事」。
一個社會缺乏「家庭友善」政策,如標準工時、彈性工時、家庭假期等,學童的成長就更難得到照顧。如果父母可以減至每天8小時工作,或避免無償加班,在工作時間和經濟上減少壓力,就能有更多時間與子女相處。
防止自殺委員會的最終報告,提及涉事個案當中,四分之一學生來自單親、離婚/喪偶或再婚的家庭,對子女照顧面對的困難也更大。報告提及需訂立標準工時等措施,但因「超出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未有深入探討。而同時近期在研究訂立標準工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卻似乎未見深入思考標準工時與家庭照顧的關係。
關注勞工權利 紓緩社會問題
除了學童問題,不少社會問題諸如長者照顧、殘障照顧,簡單至夫婦不和、都市壓力等,都與香港僱員的工作條件惡劣息息相關。與其由政府左補右貼,亦左支右絀,不如從根本釋放香港人家庭照顧的空間。
每每談及勞工權利和政策,小如近月社會關注收銀員座椅問題、大至標準工時和侍產假等課題,政府與資方皆屢用「成本上升」、「經濟艱困」等理由推搪。然而撇除金錢成本,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要解決問題,立法強制資方保障勞工權益,是第一步。但歸根究柢要思考的是:整個社會的氛圍,將勞工視作人抑或機器?假如是機器,較短的休息時間、劣質的吃喝睡,便可最低限度地回復,重投生產。但如果視之為人,就要活得更有質素、工作條件更好,尊重勞工的個體發展和家庭生活,才能真正紓緩社會矛盾。
作者是教協會理事及職工盟執委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博評】施政報告,貫徹始終——教育繼續唔得掂

(香港01邀稿,評論2017年施政報告)

        對於今年施政報告本來就沒有期望,果不其然,教育部份一貫唔得掂-縮骨、無承擔,小修小補。本就知今屆政府只夕陽餘暉,不會有大改動,但總幻想689臨走樍陰德做好事,結果一貫令人無感。

短期津貼 長遠卸膊

        教育改革以降港府喜好用一筆過津貼,而從無長遠承擔。今年施政報告繼續大派津貼,小學英語、高中職業英語、幼師語文進修資助、資助自資專上學位、幼稚園一筆過撥款、中史教育撥款等。或於施政綱領中提及中學縮班教師延遲一年「還位」,都是短期資助。

        另外一些如因學童自殺而推行的「醫教社同心先導計劃」、教師境外帶薪進修、卓越獎學金鼓勵尖子往外國讀書,或繼續大力推行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都不免流於小修小補,未有從根本改善問題。

        一直以來,民間要求政府要有長遠規劃,政府卻連年卸膊。幼師進修資助無視幼師本身工作壓力、一筆過撥款無視十五年免費教育訴求、STEM或尖子外流,亦未能回應本地科研配套和大學資助問題。中學教師編制不穩定、影響教育質素,就只逐年批錢請合約教師、延遲還人日期,不作長遠規劃、推行小班教學;小學生學習壓力、TSA等問題成為近年焦點,但要求取消小三TSA和小學一校一社工等長期跟進輔導項目,卻完全無交功課。

        熱愛外訪的局長,推行所謂「世界教育潮流」的措施,卻屢推離地政策,未讓學校從根本上改善教學人手、教師輔導空間、學童壓力等問題,只是讓教育局這一好讀報告的官僚機構繼續自我滿足,沉迷於收到增值有成效的指標而竊竊自喜,苦了教師、害了學生,於教育何益?

政治凌駕專業判斷 業界未能休養生息

689五年內,甫上任就國民教育滿城風雨,近年借稻草人力推變相洗腦教育,亦見於報告。日前得悉中學課程指引未經諮詢強加基本法內容,施政報告中亦見要大增基本法教育,甚至提供官方教材套。然而過去兩年,民間質疑官方基本法教材偏頗,歪曲事實、有害法治的觀點,政府毫不回應,這次亦霸王硬上弓,無視反對聲音,推行官方版本的基本法教育,只為完成政治任務。

或撥12500萬支援中史和傳統文化教學,但近年即便中史教師之間,對中史的課程改革之不專業亦甚有微言。本身中史科未能專科專教、課程設計具爭議等,俱未回應,只簡單撥款,又將責任卸回學校,未去解決科目本身的結構性問題。欲借歷史和文化教育加強青少年身份認同,卻明顯是借中史之名行其中共史觀的國民教育,既未解青少年本身對中國抗拒的問題本源,亦損害歷史和文化教育本身,徒添學校壓力,亦對師生都無益。

如讓專業判斷,基本法教育、中史教育,以至力推一帶一路獎學金交流等,於教育專業上都未釋業界疑慮,也沒有公眾支持。前文論及的短期津貼,也未能改變業界長期面對的困境。

針對教育界的各種意見,這幾年早已見諸不同報章、網絡,甚至教育局本身的教師諮詢會意見,偏偏已近垂暮的梁振英政府,仍然一意孤行,無視前線意見,甚至強行以政治凌駕教育專業判斷。


果不然貫徹始終,教育界仍只能苦笑下結論:「唔得掂。」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如何令工會運動持續下去?

基本上內文參考職工盟出版的GREEN青年組織手冊 (不過書的封面是RED的),原文刊於666期教協報




        相比起過往,全世界工會運動日漸衰弱,也有無以為繼之感。跨國企業強橫、使爭取權益的工作日加艱難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參與工會人數日漸下降,當中猶以年輕人不加入工會的問題最為嚴重。一項外國調查曾顯示,1835歲的年輕人組群,入工會比率較低,與成年人比較竟相差多達兩倍半。

為甚麼青年不加入工會?

        一方面,年輕人在摸索從事不同行業的階段,認為自己未必長久在同一個行業;工時長,無暇參與工會抗爭等,都成為不加入工會的原因。

不過,也可能是因為不認識工會和沒有接觸過資訊,或部份工會的組織方法過時,未能有效將工會抗爭和團結的理念傳達予年輕人,也成為無法吸納青年加入工會、壯大組織的原因。

工會如何組織青年人

        工會想辦法吸引青年勞工參與,比如行動與青年人的興趣和潮流文化結合。如菲律賓青年工會APL-Youth就常以舞蹈和戲劇等方式吸引青年勞工。如其快餐業工人組織RESPECT!,曾以快閃舞蹈的方式在商場內抗議,吸引途人目光。APL-Youth又曾邀請其屬會和院校內青年參與話劇,希望用軟性的手法要更多人關心青年勞工的問題。

此外軟性的手段亦包括舉辦社交活動。例如新西蘭工會議會(NZCTU)的青年委員會就會每月舉辦「組織夜飲」,有平台讓工會會員間交流聯誼,增加他們對工會的投入程度。

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工會也開始應對這個情況。職工盟於幾年前開始就青年就業零散化、工作假期面對的勞動困境等作出回應。近年亦成立一個青年事務小組,推行針對青年人的活動,如曾舉辦「工運青年之夜」,於Café舉行聊天消閑活動;也安排青年一同登山遠足,聯絡感情。前兩年也曾與音樂人周博賢和其他獨立樂隊合作,推出《野火》音樂CD和演唱會等。

至於教協,今年剛成立了青年教師組「YoungTAG(全寫Young Teacher Activities Group),希望協助年輕教師解決面對的問題,包括師訓學生的擇業求職、新入職的專業發展,以及培養不同興趣。除了入職面試課程,也嘗試舉辦烘焙、皮具等青年流行課程,將來也希望推行各種學科小組,幫助年輕教師。

工會就是團結,要持續發展,為業界爭取權益,關心青年的工作,必不可少。


讓年輕教師放手大幹一場

近年教協會成立青年組 YoungTAG並附專欄,目的當然是組織年青教師。原文刊於666期教協報




近年在網上多年輕教師的討論,大家都盡說「年輕」,卻沒有論及到底多大是年輕呢?感覺上自2010年講「80後」開始,對80後的討論仍然感到是「年輕」的。其實到今年2017年,最年長的「80後」已經37歲了,90後也差不多全都成年了。有志者也已經在教育界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年輕教師」現在在做甚麼呢?很可能是合約教師或教學助理,較好運一點的,也許得一個常額位置;運氣差的,或載浮載沉,每年轉校,苦惱徘徊於是否要繼續在教育界發展當中。部份如已近30歲,可能職業穩定了,有部份在升職的路上,但間或聽聞,學校的不信任、不重用仍多,認為年輕人未成熟,不敢放手,也未必重用同事的意見。

社會轉變得快,近兩年香港社會有不少新的年輕政治人嶄露頭角,有如日中天,亦有悄然消逝,社會評價也兩極。使我想起,在19世紀中,日本在歷史大變動之間。舊有維持數百年的德川幕府,在西洋船堅炮利、國內新思潮蓬勃、各方志士急於救亡當中走向覆亡。活躍於倒幕維新運動、後來活躍於政治舞台的大久保利通和後來成為首任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當時不過2030歲,已是一方領袖。被暗殺的坂本龍馬,於提出了堪稱後來日本政治綱領的「船中八策」時,也不過34歲。


不少年輕教師在業界整體不穩定中,奮力尋找自己空間。有時或出於誤會,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在社會急劇轉變當中,掌握新思潮和教學方法的,卻也是年輕教師。委以重任,多加參考,或嘗試放手,讓年輕教師發揮活力。事,也許就成了。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港人對民主是葉公好龍嗎?

(11月1日刊於 明報 觀點版)

【明報文章】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是如此的:從前有一個葉公,全身配飾和家裏樑柱都雕刻上龍的圖案;天上的龍知道了,就親身來拜訪葉公,結果葉公嚇得面如土色、失魂落魄。從此「葉公好龍」形容人們表面上熱愛一件事物,實際上卻未必。
香港有「傘兵」崛起、「素人政治」,就是對傳統政治人物厭倦。近年在網絡上對一些人物的爭議,引人側目。建制派,自有之前反對流會,但早前主動流會,最近又譴責非建制派導致休會,處處「搬龍門」,引人嘲笑。但即便非建制派,也有不妥當之處。如陳雲幾年前聲言遲早清算「左膠」政敵如紐倫堡審判;本土派一貫不喜語言偽術但在宣誓事件又搬弄語言;泛民支持者幾年前不滿曾鈺成與建制派「夾計剪布」,今次卻認為梁耀忠於主席選舉時應與泛民夾好策略。如果我們不滿對方「搬龍門」,那為什麼自己也搬起來了?
政治哲學家科恩(Carl Cohen)曾討論一個民主制度的落實,不止是民主制度,也要有民主的氣質。民主氣質的其中兩項條件是,討論政治時要客觀,保持實事求是,不以政治立場左右判斷;另一點是要有信心,即相信有集體管理自己的能力,社會成員之間不應互相輕視。
沒好好培養民主氣質 令人憂慮
當下令人憂慮的是,我們致力於爭取一個民主制度,但卻沒有好好培養民主氣質。網絡促成的部落化已多有討論,即民眾習慣在自己立場相近的圈子「圍爐取暖」,而失去客觀判斷。對與政治立場不同的市民,動輒批評「港豬」、「廢青」、「廢老」,而失去換位思考、反思和體諒,也就構成不信任能管理的能力。當爭取到一個民主制度時,「港豬」、「廢老」應有投票權嗎?如果沒有,那還是民主嗎?
後真相時代的政治?
最近一期《經濟學人》討論「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指人們的政治參與模式改變,會選擇某一價值傾向,形成自己的觀點,並因此觀點去尋找論據,支持自己的看法,對相反的觀點視而不見。也可以說,當今我們比起真相更加重視感受,比起程序也更重視結果。
自從2010年中港矛盾之後,這種現象隱然出現,當今蔚然成風。網絡上自有「內容農場」渲染假象,也有網絡輿論領袖不顧深思煽動仇恨。如佔領時攻擊社運人士林輝在佔領區呼籲「散水」、「破壞運動」,講得「似層層」,但原來林輝本尊當時仍身處外地。近日網上有「4人家庭綜緩月入2.2萬」的報道,指新移民婦女說在港拿綜援「慘過鄉下耕田」,引來網民瘋狂轉載批評「大陸蝗蟲貪得無厭」。然而經求證後,發現是一「內容農場」假新聞,但傷害已造成,水洗都唔清。
近年的排外、排老、大肆批鬥政敵之風,在爭辯間經不起理據考驗,也是一種不鼓吹深入思考、只鼓勵「開心share」的做法。然而民主氣質裏講求的客觀、講求實事求是,就沒有找到了。
政治也當是理想主義的
在網上與人辯論,間或遇上一些「對手」說「打緊仗呀講禮貌」,然後不顧理據,也毫無邏輯,明知散播假消息也要重申他們的說法。必須承認,在當下的政治亂局,太斯文迂腐畢竟蝕底。然而政治的本質雖然是權謀的,但也當是理想主義的。特別是,追求民主時,只追求民主制度,而無法培養民主氣質的話,最終催生的制度,也很大可能是不穩定的。
葉公好龍,龍來了,卻心驚膽跳。爭取民主,民主來了,卻原來是殘缺的。那如何是好?
作者是政治及教育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