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

別把不合理變成常態-再論合約教師制

(昨天灼見名家文章後,曹啟樂校長再回文。所以是回文的回文...原文於灼見名家)

喜見曹校長回覆拙文,並分享在任時協助新入職教師發展的經驗。然而有良心地面對一個不合理制度,並不會使制度變得合理;而只要多聽聽不同學校的前線合約教師的聲音和感受,怕且不合理的管理層仍多。誠然,在政府增撥資源之前,以撥款「吊命」是無奈之下的事實,惟最終的目標,仍是確立一個穩定健康的制度,似乎不宜褒揚不合理、以至容易使人誤以為支持此不合理制度成為常態。

0.3足夠解決現時問題

在這兩天討論當中未能釐清的是:是否沒有合約制就不能入行?答案可以是,可以不是。是,因為今日編制資源仍然嚴重不足;不是,因為只要資源增加,很多問題便獲得解決。曹校長文章指一些學校有十多名編制外教師,原因可以千百種,晚輩暫不在此討論個別例子,姑以整體數字討論。

        根據教育局回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文件,截至15/16學年,全香港資助中、小學,包括以現金津貼聘用、以及填補常額教席空缺的合約教師共有4,170人。現時增加0.1編制,政府估計可增加2,350個教席。假如增加0.3,如簡單按0.1乘以3計算,便已有7,050人。當然認真計算之下數字必定不同,但必定已能吸納現時的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有餘。

不要讓這十餘年合約制的惡習,使不合理的制度成為合理。只要編制增加,學校需要優秀人才,仍可依舊有程序,以資助則例列明兩年使用期考慮,學校仍可選賢任能。至於有關直資或私校,牽涉不少教育理念上的討論,姑且不在此討論。惟資助學校,應根據資助則例行事。如資源許可,不宜再發展無必要的合約制度,應提供良好工作條件及環境給老師,才能改善教育質素。

不能把不合理變成常態

有良心地應付不合理,不代表就是合理。現在會否有學校拒絕撥款,不聘合約老師,堅持只有常額教師進行教學?我也只能說似乎是沒有的,因為現實就是編制資源不足。亦因此解決方法應該是增加資源,而不是想方設法延續合約制,把不合理變成常態。假如不自覺地合理化了合約制,破壞了原有穩定的人手體制,則代價必然更大,已在前文分析,在此不贅。

「新畢業者望門興嘆,常額教師捱壞身子」,正正是編制資源不足的結果,繼續以現行資源運作,新畢業者即使入行,亦可能面對長年難以轉常額的局面。學校長期運用現金津貼請人,或只能提供低薪以將其他金錢用於購買教材或服務、或只能不斷按薪級表提高合約教師薪津而削減其他服務開支。以此邏輯,就如政府逼迫校長要麼剝削員工換取配套資源、要麼做良心僱主卻減少配套,我們要置校長於此不義的兩難嗎?

增加教師、重新調整不同教師的教學節數和工作安排,使老師能各展所長、各施其職。擅長教學的老師可多教課、擅長輔導的老師可減少節數增強個別輔導、擅長安排活動的老師也可多抽空安排各種體驗給學生,如此安排,不是一件美事嗎?

進入21世紀教改至今,面對今日複雜的教育環境、對新學與教方法的追求、家長和社會對教師的期望,也需考慮教師的健康、學生的利益、更優質的學與教環境,政府不能避免要繼續增加資源。其實晚輩與曹校長的看法並無根本矛盾,曹校長思索現今資源下的空間、晚輩則思考編制進一步的擴展。健康的教育環境下,人手安排需要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在出現合約制之前的歲月,也是有人退休、有人轉職、有人新入行,我們需尋找的是新的平衡點、合理的新陳代謝,而不是使年輕教師陷入長期的迷茫和苦惱當中。


        是次增加0.1編制,教育局楊潤雄局長便在接受訪問時回應,增加編制、改善教師的穩定性,是當下需要處理的問題。希望曹校長一同努力爭取改善教育環境,亦希望特區政府看見教育界的聲音。

2017年7月12日星期三

回曹啟樂校長: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教師合約制真的好嗎?

(於灼見名家回應教評會曹啟樂校長的文章,雖然不是名家也沒有灼見,但反正是登了)

        日前教評會創會主席曹啟樂校長討論「合約制不是洪水猛獸」,使晚輩大開眼界。早側聞曹校長在任期間,就開風氣之先,以合約聘用助理教師等低薪職務,善用合約教師的「活水」,為學校提供「發展空間」。曹校長認為合約制對校長和合約教師皆有好處,孰料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也許對校長管理有其「彈性」,但對於合約老師,只有百害而無利。

曹校長於教育界有豐富經驗資歷,晚輩不能望其項背,此處只望淺談鄙見,交流交流。

不要涼薄說沒有「所謂」職業保障

曹校長指合約教師「只不過沒有所謂『職業保障』,要逐年續約,以及不能享用『公積金』而只能如一般僱員般得到『強積金』保障,而於前者政府配撥的金額遠遠大於後者。」姑勿論公積金與強積金在退休結算的保障大不相同,大抵曹校長數十年前入職時制度仍未如此複雜,未能設身處地理解合約教師的困局。說「所謂」職業保障說得容易,卻未免令人感到涼薄。

        提及大多合約教師待遇與編制老師無異,無疑是欠準確的。2016年教協會向合約教師、副教師/助理教師和教學助理發出問卷,受訪者中有三成合約教師薪金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大量有師訓的副教師和教學助理薪金只有正職教師的一半。以合約教師而言,當中全部學位畢業、四成持有碩士、九成已有正式師資培訓。副教師/助理教師和教學助理當中,持有碩士學位和師訓資格者亦不鮮見。除了職業穩定性,更影響教師參加政府資助的專業進修課程的機會;部分合約教師或副教師/助理教師、教學助理,在假期、解僱程序等,亦不盡相同。有合適資歷、工作量相近,卻未獲得同等待遇。合約教師當中,五成任職5年或以上甚至10年;四成為30歲或以上,自己的人生規劃因職業不穩定亦大受影響。如此種種,可以一句沒有「所謂」職業保障而輕輕帶過嗎?

教師每年徬徨求職,不因能力卻因學校資源所限不獲續約、捨棄結交照顧的學生,成為教師永久的痛。穩定編制數十年至退休的曹校長,又是否能夠理解?

「現行資金轉常額需解僱合約教師」是偽命題

        曹校長文中提及如政府把現時額外撥款全數轉化為常額教席,有更多合約教師需因撥款中斷而失業、工作量亦轉嫁至常額教師身上,亦使大學新畢業生難入行。並非業界樂見。但難道長期維持合約制,減少對學生的長遠穩定照顧、犠牲年青教師的上流空間、造成世代矛盾,又是業界所樂見的嗎?

        「現行資金轉常額需解僱合約教師」是一個偽命題。曹校長不可能不了解,一直以來工會和坊間對增加常額教席的討論,不是現行撥款轉常額,而是一如是次政府36億撥款一樣,增加新資源、提升班師比例,從根本上增加人手。曹校長更不可能不了解,現時教育界的問題,是政府提供的編制人手不足應付新高中和新教育需求,卻只以短期撥款應付,造成教師和學生的雙輸局面。

        現時特區政府於教育上的投資,比回歸20年以來、或比同等水平經濟體都少。要解決教育界的問題,為甚麼方向不是教育界上下團結一致,要求政府增加資源、使教育界有更穩定健康的環境教學、提升教育質素,而是以延續合約制去剝削教師的權益?

勿讓合約制成為管理工具

「校長酌情運用人手」,有時是合理的,談「酌情」,我們相信大多數校長是正直的、在有限資源內只能無奈調動資源保留教師。但一如上述,為甚麼需要校長在有限資源中無奈酌情、而非要求政府增加資源?

曹校長指直資雖只有短期合約卻運作良好,怕是見樹不見林。有時耳語,有些學校管理方式,不論直資或津校,屢受各種批評。比如合約制成為學校的管理工具,以本就應得的常額教席為吸引騾子的蘿蔔、解僱為大棒,議價能力較低的合約教師,總成為第一批被指揮辛勞的對象、學校缺乏資源時亦成為首批被「酌情」減薪甚至棄如敝屣、予取予攜。如此對教育界又公平嗎?又是業界所樂見嗎?

潤物細無聲,教育有時不易看見成果、也需要教師長期的投入關顧,年輕教師需有穩定的環境發展專業。合約制也許對校長而言不是洪水猛獸,但對於整個業界,代價可能是教育質素的低落、學生照顧的削弱、年輕教師難以上流以及未來的教育界斷層。眼見是活水,也許最終成為一潭死水。晚輩謹勸曹校長及其他諸君,慎思之。




2017年6月19日星期一

教學助理被遺忘了嗎?

教學助理被遺忘了嗎?
2017-06-19
星島日報
F02 | 教育 | 田方澤

自教改以來,教學工作不斷增加,特區政府卻不加教師人手,不斷用一筆過撥款和短期津貼讓學校處理新增工作。不少學校因而聘用教學助理,處理簡單的教材準備、文書和其他雜務工作。惟因學校教師編制收縮,後來發展至要求教學助理以低薪擔任教學工作,更催生副教師、助理教師等怪胎崗位。不少同工雖已有師訓及碩士學歷,卻因而逼於無奈擔任輔助職務。薪金、假期、進修機會等不如正式教師,在校內議價能力低,一切只能逆來順受。

教協曾於二○一六年進行調查,訪問了一千三百三十四位合約教師/副教師/助理教師/教學助理,歸納了幾點現象:年輕、高學歷、不少有正規師訓、同工不同酬、合約期短、流動率高、轉任無期、工時長、工作蕪雜。不少更對教育界感到灰心失望。

教學助理編制化真的有幫助嗎?

近日一些媒體文章討論教學助理問題,都用上「遺忘」字眼,指政府和工會處理教育問題時,往往只關心教師利益、要求增加教師人手,無視教學助理困境。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現時教學助理由各種短期津貼及撥款出資聘用,因此出現短期合約現象。有意見指應將教學助理編制化,即如常額教師設增薪點和常額保障,並加強監管教學助理的工作。驟眼看是好的,然而深思就會明白問題更大。如制訂教學助理編制,便要計算一所學校應有多少名教學助理、應擔任哪些職務,並成為恒常存在,變相合理化現時不合理的教學助理制度,甚至有可能演變成師訓生畢業必先經歷教學助理階段,將成為正式教師當成「升職」的怪現象普及化。即便列明須擔任哪些職務以作規管,一如現時《資助則例》列出教師職務時,只要一句「或其他合理相關職務」,工作便一樣無限增加。如規管毋須教學,又使部分想累積教學經驗以便轉職、或正在修讀師訓課程須實習的教學助理無法如願。

事實上,現時大多教學助理以教師為目標,亦已完成或正在修讀師資培訓課程,具正式教師資格,本應畢業後立即投身教學崗位,部分教學助理負責剪裁教材、追收回條、派發傳單或簡單的行政工作,是資歷過高;需要教學卻又出現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現象。合理化教學助理的制度,只有使有志者更難擔任教職。

慎防教育界的領匯化現象

近年常見一種說法是,教師常額制度養懶人、不利「有心有力」的年輕教師「向上流動」。先不論教師怠惰與否不因年齡而與其專業操守有關,這種「市場競爭提高服務質素」的「領匯化」論調,用於公共服務,前車可鑑。

二○○○年,時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於社福界引入一筆過撥款制度,社福機構要通過不停寫計畫書申請撥款才能延續服務。當時的論調正是通過競爭提高服務質素。結果十餘年過去,社工集體減薪、工作量和壓力爆煲、時刻只寫報告書而未能提供恰當服務,提高質素淪為災難。

二○○三年,房委會將旗下公屋商場和停車場打包上市,成為領匯房地產基金,期望通過市場競爭提高服務質素。至今苦果盡現,商場加租、小商戶逼遷、百物騰貴、公屋商場險變國際學校,改善服務變為民生浩劫。

假如教育界取消常額制、引入市場競爭,以為汰弱留強,最終只會造成教師編制不穩定、教學專業更受政府和「市場」干預,教師須花更多心力去追逐現時已飽受前綫批評的各種行政和新教學潮流,甚至現在屢屢傳出的、在部分學校裏管理層壓榨員工、重視裙帶關係甚於效績等問題只會更加嚴重。最終只會如現今教學助理困局一樣,教師穩定性和教學質素一同破壞、學生更無得益,付出整個教育界生態。屆時即便助理變教師,卻只有更壞。

教學助理和副教師問題的癥結,是教改以來一路增加工作量,而教師編制未有相應調高,結果教育質素難以維持、師生雙輸。真正出路是擴大教師編制、要求同資歷同薪酬。只要教師編制擴大,教學助理轉職、整體教師課節減少,不少現時由教學助理承擔的職務,自可由老師擔當,工作穩定,亦更有效益。

坊間指擴大編制只能吸納合約教師而不足夠讓教學助理轉職,但如以現時一般開設二十四班的中學粗略計算,初中、高中班師比例各提升零點三,常額教席即由四十四點四增加至五十一點六個,每所學校增加七個教席,足以吸納現時的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不是領匯化,而是擴大編制、正式改善教師工作量過大問題,才能提升教育質素、改善就業問題。

問題終歸是人本管理

隨着香港高等教育擴張和近年適齡學童下降,確實師訓生愈來愈多,教席日少,無法確保所有有志之士都能入行。但雖然沒有完美的制度,我們也期望有更公平合理的機制,既保障教育質素、亦平衡教育界不同持份者的利益。

合約教師、副教師和教學助理等困境,歸根究柢,一是短期津貼和一筆過撥款制度不公,二是管理心態問題。過去十餘年的殺校潮,只見教育當局和部分學校管理層視教師為工具,有事招來、無事則去,以「善用資源」為由,對教育專業人員不公,更令教育生態受害。

特區政府和各級管理人員,一日沒有人本思維,教育環境和就業情況就不會健康,扭曲的制度需要撥亂反正。新政府現在提出第一年五十億教育撥款,我們期望之後能進一步回應教育界期望、促進香港教育發展。亦使教育界同工,包括校長、老師、教學助理等,都勞動有價。教協會理事 田方澤

2017年6月8日星期四

六四,是傳承記憶,不是鬧人


(刊於6月7日明報)

【明報文章】「六四」這幾天,特別是中大學生會發聲明之後,網上的爭議似曾相識。大概像自己早幾年開始學日語,被家母半開玩笑說「嘩你去學『㗎仔』(日本人),三年零八個月呀!」一些長輩也提過,年輕時學日語,被經歷過二戰的老人家罵漢奸、忘記南京大屠殺……當下說年輕人不管六四,好像也有點這麼一回事。
對六四的思考轉移
要講六四,似乎不能否認早年已被「支援愛國民主運動」以及「血濃於水」定調了是愛國運動的一部分。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過往沒有太多人質疑。或是,本來參與六四集會的人,也多少是跨政治立場也跨種族的,也似乎不太特別思考身分認同的問題,而純粹視之為悼念北京學生、香港人的責任、追求民主的一部分。
只有及至近年,所謂新的本土運動,以2014年黃毓民的尖沙嘴集會開始,標籤六四為「大中華運動」,批評維園集會行禮如儀,以作為本土運動的新養分。香港人要告別六四,過往只有如港大學生會長陳一諤被趕下台,今日卻成為大專學生會的主流說法。但無疑,這是適合年輕人胃口的。對於接近30歲的自己,成長於1990年代,尚算有過愛國和體恤國家貧弱的歲月。但對於成長於千禧年代的年輕人,適逢大國崛起,懂性起便只知中國人財大氣粗、滿街囂張自由行、香港的自由受中共擠壓,要他們去感受和體諒「中國人」,情感上更加艱難。似乎也愈來愈像是自己聽人說南京大屠殺和保釣運動,知道歸知道,但情感上愈加遙遠。
廣義的「六四團體」如何回應?由「六四舞台」這幾年推出《讓黃雀飛》(反國民教育版)、《那年我的孩子17歲》與雨傘運動對照,將六四與本土命運扣連。今年不少人和團體開始以六四的本土意義去探討和宣傳。曾任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在早前接受網媒「香港01」訪問時,也認為「六四係最本土思潮」。這種對於六四原本更似愛國運動的性質轉移是否合適、應如何重新探討六四與香港的關係?香港人於中國民主運動的道義與責任何在?六四是同胞血債抑或單純的人道災難?這些會成為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抑或新本土運動的養分?統統是值得思考的。至少我思疑,假如今日中國再有大規模的暴力鎮壓,沒有那種國家情懷,我沒有信心去堅持28年。
在鬧以外 有否更加重要的事?
近幾年的本土運動與幾次選舉,朋友們經常責備不同陣營間互相指罵,常說「票唔係鬧返嚟」(原文是粗口,姑且以「鬧」字代替)。我思索,如果「票唔係鬧返嚟」,那平反六四的信念為何就繼續鬧?
所謂六四的世代矛盾,或大中華與本土的命題,鴻溝之大,你鬧我、我鬧你,只有更加撕裂。過往我們說人們「受軟唔受硬」,作為教育工作者,更知這一代年輕人不受軟,更不受硬。如果我們相信民主是即便不同意但仍互相尊重,為何要以排拒的方法將對方迫得更遠?
我不認為完全不可以鬧;抵鬧還是要鬧。但在鬧以外,是否有更加重要的事?每年聚焦在5月底6月,要「捉鬼」、要批評很容易;問題是,在這個時刻,我們有沒有為傳揚六四的歷史和精神更努力?能否為支聯會或其他團體的六四講座和展覽多宣傳?會否多與年輕人談民主與自由?有沒有向下一代展現長輩的氣量,耐心地、靜靜地交流一次,聽聽他們的說法?對話不一定能修補撕裂,但一定比鬧完泄憤就算的好。
毋忘六四,傳承記憶,不是每一年只浪漫地談「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歷史」。這些話即使琅琅上口,卻只能團結自己陣營。要傳承下去,其實與爭取民主的路一樣,要深耕細作,才能廣開自由花。

作者是政治及教育評論人、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前委員

2017年6月6日星期二

基本法教育,一如逼婚卻談自己有多好

(載於6月5日香港01)

回歸20年,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任也創新低。去年教育局要求於初中新增51小時基本法內容,當中生活與社會科或相關內容佔15小時,日前發佈「憲法與《基本法》」教材套,一如所料引來社會爭議。其實要求於學校教育強調基本法,不只回應「人心未回歸」,更是去掩蓋特區的種種管治問題、也掩飾中共干預香港的惡果。掩耳盜鈴,無助解決矛盾。

你的自由是我給你的

        讀過全份基本法教材簡報,不過是展示基本法經中央賜予。不只傳媒關心第二章中以「校長-班主任」比喻「中央-香港」關係的引喻失義,其中自貫穿種種中國意識,反覆談及今日香港的生活由中央所賜予保障。
       
比如單元一提出自秦朝始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份,也談血緣移民,更強調因聯合聲明談判而有一國兩制、中國邀請港人加入基本法草委。只以薄弱的歷史和血統論去談香港屬中國一部份,卻偏偏無視整個過程沒有香港人授權、中英談判中也沒有港人意見。
       
第三單元除校長比喻外,也有提出人大委員長有權將釋法列入議程,似掩飾了去年第五次由人大常委主動提出釋法的爭議。第四單元除媒體關注的刪去舊有「不被拘禁的自由」外,在討論示威權的部份,也暗示示威日趨激烈、示威者被檢控,卻沒有反思原因在於港府和建制派倒行逆施。故然以《基本法》教材論未必需討論至此,惟暗示示威者激烈也大可不必。對於法治、人權的討論,也流於以列點形式表示條文,探討就更不見。
       
第五單元討論政制,部份寫法還不錯。但雖有討論功能界別是否符合普選原則,卻沒有討論特首選舉是否符合普選原則,只避重就輕的以10年政改方案「擴大民主成分」輕輕帶過,更沒有討論由三部曲變五部曲是否破壞兩制。
       
第六至九單元,談爭議性較低的財政、民生、加入國際組織等部分,爭議較少,卻畢竟令人感受到今日香港的生活方式全因中央人民政府經基本法恩賜。是故通篇結論似乎滲透出中央寛宏大量港人理應感恩的傲慢。

不過平心而論,與2015年推出的《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基本法視像教材套2015》相比,當中大量引用親中人士觀點、用「白皮書版」基本法,這次以舊有「明法達義」教材為基礎的新教材算是有所「進步」。
       
比如以省政府不應跨境執法談基本法第22(使人想起李波)、港人有知情權、新聞自由、示威自由、制訂法律時政府應先諮詢立法會,也談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裡的三權分立(不是習近平式三權合作),開放討論人大有權不同意香港立本地法律是否觸犯兩制。是寫得較接近香港人的部分。
       
諸如「立法會有監督政府的權力」的論述,畢竟只能呈現美好世界,對於現實中的種種困境,如空中樓閣。區區能夠理解教育局作為官方機器的困難,但作為官方教材,應力求專業準確,除卻理念邏輯亦應回應現實之不足。如不謹慎處理,始終會有所影響。

米已成炊,變本加厲

反覆提過多次,近幾年港獨風潮,中央和港府都將問題歸咎港人的國民教育不足,《基本法》教學當作為前鋒,談兩制、更談一國。

問題是,談身份認同常講「認知、情感、行為」的三個層次,談「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阿媽係女人」,至少在當下此刻,是政治現實不容否認。但情感上是否接受、行為是否「愛國」,當是另一問題。

在這個講求公民授權作為正當性的世代,繼續用上一個世紀的歷史/文化/血緣論,或以政治現實論談愛國,一如迫婚卻要求對方愛自己。即使米已成炊,但不以實際行動令港人去改變心態,卻怨婦地責怪不懂感恩,變本加厲家暴,只有繼續迫對方遠離自己。

反覆講「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會令討論中國的新一代變得愛國;談基本法是中央賦予香港人自由,也不會使港人謝主隆恩。只有變成阿媽「日哦夜哦」、話「作反呀都唔睇下邊個養大你」,更令人感到煩厭。筆者素來不同意這種以父子母子比喻中央與港府,不過怕且不比「校長-班主任」比喻過份。

現實就是新一代只見中國的橫蠻霸道、財大氣粗,自由行沒有公民意識,香港爭取民主因受中央封殺而不果,自由空間日加萎縮,卑微得要求一個較貼地的特首也不可能。不是51小時基本法教育,就算500小時、5000小時,我敢肯定年輕人只會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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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6月5日晚上的《教協短打》與賴得鐘老師談基本法教育,可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hkptunion/videos/1489007691174168/


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

動新聞

(載於



        自從約莫十年八載之前有「動新聞」,就感到莫名奇妙。

        自己閱讀能力還不錯,反正動新聞的內容也就是報章的文字資料,普遍情況下看文字比看影片快,更能掌握閱讀節奏和時間,比等待播放好,總不明白為甚麼不少大學同學寧看動新聞不讀文字。

        近十年的傳訊經歷大變革,文字比文章簡短的FacebookTwitter之後,動新聞和Youtube普及,接著是以照片為主的instagram出現,人們傾向讀更少的文字。資訊也由過往的定時統一發佈,漸漸變得個人化:可以自己決定收看的時間和內容。社交媒體固然如是,後來王維基的HKTV設網上「點播」開始,連收看電視節目也變得個人化了。娛樂節目的多元化和個人化,社會也不再是過往一家大細齊齊坐在電視機前的「古老」日子。對老師而言,課堂上找全班都懂的笑料更加艱難。

        娛樂個人化,時事資訊也個人化了。不同的報章自設App,按客戶個條件和興趣,選擇不同的新聞推播。以時事評論為主打的網台出現,人們也能在自己選擇的時間收聽節目,不一定像過往聽收音機「定時定候」了。自己近年搬入西貢,出入坐小巴不便看書,便先下載節目,坐車時戴上耳筒聽網台,也樂得閉目養神。萬一睡著了錯過內容,隨手一按,便可隨時重播。

        約莫十年前,剛中學畢業,便曾受朋友邀請到一政黨網台做嘉賓談回歸。過了十年,讓政黨似乎沒有網台了,反而最近一些團體如支聯會等都開始做網上節目。4月開始,教協添置了裝備,現在嘗試逢週一晚9時正,在教協的Facebook專頁播放教育議題節目,主持正是小弟。

        抗拒動新聞的自己,最終也難免用別的方式令新聞「動」起來。


請大家多多支持。

2017年5月4日星期四

讀鄭燕祥與林茵:教育是甚麼?

(刊於立場新聞教育工作關注組)

兩冊書,兩種觀點

湊巧五月初幾日假期,一口氣讀了教育大學鄭燕祥教授的《香港教改三部變奏》和獨立記者林茵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教育不只一條路》。都在近期出版的兩本書、兩種不同的教育觀。自己進入教育界六年,從反建制憤青轉而變得行為想法都「很老師」,每天在教育現場,卻更經常叩問,教育是甚麼?

兩種「教育」

                鄭燕祥教授的書,是很主流探討教改的學術著作,通篇討論主權移交後教育改革的成敗。如果論斷成敗?學生成績、教師壓力、政策的認受性,都是成敗。但當中卻透視了一種極其主流的教育觀點-教育要為經濟發展、為社會穩定,即便談到大專和升學機制,也是考慮到為社會貢獻。談到高等教育,是創建教育樞紐、發展教育產業,甚至為整個亞洲區服務。

                   林茵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在書中看得出用心。用了兩年時間在學校與老師和學生接觸、寫出另類的教育故事。如何做學生自治的實驗、如何做藝術教育的嘗試、也嘗試更個別的照顧和跟進。相信自主、相信每一個學生的潛能,也不將升讀大學視作唯一出路。

                    針對教育觀的專書和學術理論甚多,不同社會有不同的要求。光是課程取向,就有不同學者不同分析,人文主義、自我實現、文化灌輸……各千百樣,公營教育應如何選擇、落實,終歸在於社會是否有共識。

教育可以不一樣,嗎?

讀完林茵的書,厚厚的四百幾頁,最深刻的不是學生自治、也不是薈藝教育,反倒是後面一段提起,為甚麼兆基要是直資,而不是私校。

書中引述校監黃英琦解釋為甚麼不做私校,因為「在框內去做一些框外的事,試試在教育制度裡think outside the box。」老師梁璇筠提及,「若能在體制內部都改變,才可對其他主流中學有參照作用」(411)

教育可以不一樣嗎?客觀的事實是,香港大多數的中小學都是政府資助學校。在早前的TSA爭議中,支持TSA的小學校長邵苑芬修女回應說,「拿公帑做事應有問責精神」。大概是今日辦教育的真相,與困境。受政府資助,則應向政府問責、也受一定的條例規管,在框框之下如何創造突破,成為有志者永恆的挑戰。

不少人批評香港汰弱留強的教育體制(包括陳美齡),但如果不競爭,卻又未能滿足一部份人。教改說樂善勇敢、學會學習,「求學不是求分數」,美麗,但也只能是浮華。

現在香港教育的詭異之處,大抵是一方面說要迎接未來、能力為本,卻又嫌學生的知識不足;說畏平等教育、卻又嫌無法選拔精英;新高中要多元出路,但舊有的職專教育卻反而更受忽視。

有人信仰教育要選拔精英發展經濟,相信要操練競爭,但也會有人認為教育要解放思考要自我實現,認為要自由學習。700萬人的社會,可以有700萬種教育理念、有700萬種不同的學習志趣、700萬種不同的學習法。要平衡不同的理念,注定是烏托邦才可能出現。要怪責今日的教育制度、要改革,社會是否已有充分共識?至少這是自教改以降也沒有看見的。

當然,如果再進一步思考,受公帑資助一定要向政府問責嗎?政府是否有責任支持百花齊放的教育理念?但如果沒有一定的問責機制和框架,又如何確定納稅人資源用得其所?有人談學校體制已經失效,但沒有「學校」又會如何?

對教育可以有多一點的想像、但要落實也總要面對掙扎。也最實際的,與香港社會的發展、在世界上的競爭、市民的生活水平等等掛勾。也變成面對整個世界的結構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