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4日星期四

讀鄭燕祥與林茵:教育是甚麼?

(刊於立場新聞教育工作關注組)

兩冊書,兩種觀點

湊巧五月初幾日假期,一口氣讀了教育大學鄭燕祥教授的《香港教改三部變奏》和獨立記者林茵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教育不只一條路》。都在近期出版的兩本書、兩種不同的教育觀。自己進入教育界六年,從反建制憤青轉而變得行為想法都「很老師」,每天在教育現場,卻更經常叩問,教育是甚麼?

兩種「教育」

                鄭燕祥教授的書,是很主流探討教改的學術著作,通篇討論主權移交後教育改革的成敗。如果論斷成敗?學生成績、教師壓力、政策的認受性,都是成敗。但當中卻透視了一種極其主流的教育觀點-教育要為經濟發展、為社會穩定,即便談到大專和升學機制,也是考慮到為社會貢獻。談到高等教育,是創建教育樞紐、發展教育產業,甚至為整個亞洲區服務。

                   林茵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在書中看得出用心。用了兩年時間在學校與老師和學生接觸、寫出另類的教育故事。如何做學生自治的實驗、如何做藝術教育的嘗試、也嘗試更個別的照顧和跟進。相信自主、相信每一個學生的潛能,也不將升讀大學視作唯一出路。

                    針對教育觀的專書和學術理論甚多,不同社會有不同的要求。光是課程取向,就有不同學者不同分析,人文主義、自我實現、文化灌輸……各千百樣,公營教育應如何選擇、落實,終歸在於社會是否有共識。

教育可以不一樣,嗎?

讀完林茵的書,厚厚的四百幾頁,最深刻的不是學生自治、也不是薈藝教育,反倒是後面一段提起,為甚麼兆基要是直資,而不是私校。

書中引述校監黃英琦解釋為甚麼不做私校,因為「在框內去做一些框外的事,試試在教育制度裡think outside the box。」老師梁璇筠提及,「若能在體制內部都改變,才可對其他主流中學有參照作用」(411)

教育可以不一樣嗎?客觀的事實是,香港大多數的中小學都是政府資助學校。在早前的TSA爭議中,支持TSA的小學校長邵苑芬修女回應說,「拿公帑做事應有問責精神」。大概是今日辦教育的真相,與困境。受政府資助,則應向政府問責、也受一定的條例規管,在框框之下如何創造突破,成為有志者永恆的挑戰。

不少人批評香港汰弱留強的教育體制(包括陳美齡),但如果不競爭,卻又未能滿足一部份人。教改說樂善勇敢、學會學習,「求學不是求分數」,美麗,但也只能是浮華。

現在香港教育的詭異之處,大抵是一方面說要迎接未來、能力為本,卻又嫌學生的知識不足;說畏平等教育、卻又嫌無法選拔精英;新高中要多元出路,但舊有的職專教育卻反而更受忽視。

有人信仰教育要選拔精英發展經濟,相信要操練競爭,但也會有人認為教育要解放思考要自我實現,認為要自由學習。700萬人的社會,可以有700萬種教育理念、有700萬種不同的學習志趣、700萬種不同的學習法。要平衡不同的理念,注定是烏托邦才可能出現。要怪責今日的教育制度、要改革,社會是否已有充分共識?至少這是自教改以降也沒有看見的。

當然,如果再進一步思考,受公帑資助一定要向政府問責嗎?政府是否有責任支持百花齊放的教育理念?但如果沒有一定的問責機制和框架,又如何確定納稅人資源用得其所?有人談學校體制已經失效,但沒有「學校」又會如何?

對教育可以有多一點的想像、但要落實也總要面對掙扎。也最實際的,與香港社會的發展、在世界上的競爭、市民的生活水平等等掛勾。也變成面對整個世界的結構性問題。

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

吳克儉離地,陳美齡更離地

(4月28日傳出陳美齡任教育局長,同日刊於香港01。晚上消息已稍退。其實本就預係假消息,不過倒值得反省教育局長的理念本身應該如何。)

圖出自香港01


        作為一個勉強趕上昭和年代末出生的香港青年,對陳美齡女士的印象,大概是她在1982年唱的《香港.香港》,每一年與學生討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都會播一次,除此無他。

        陳女士的新書發佈會後,有媒體談陳女士可能任教育局長,我的反應大概係「當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純以教育觀點探討的話,書尚可看看,做局長就免了。

堅離地兩任局長

        陳女士貴為史丹福大學教育博士,對教育理論認識故然甚深,非不才能望其項背。不過翻閱陳女士新書,只能慨嘆吳克儉畢竟只是外遊日本睇紅葉,陳美齡則果不然長居日本,對香港的情況體會認識不深。

比如其書中第12提案,談論檢討校網制度,或建議取消,讓學童自由進入「水平較佳」學校。先不論「水平較佳」的定義或是否真確,本身取消校網可能更進一步促成階級分化和惡化競爭,與陳女士在訪問中反對精英主義似乎分歧甚大;
14提案談合約教師,現今問題明顯是師資合格但政府編制無位,學校迫於無奈在編制外自行聘任教師,但陳女士卻指合約教師是「不合資格加入教學人員薪級表」,要「先經驗證確認這些合約教師資格」;
23提案談論通識科,觀點也如一般坊間誤解,指「通識教科書不時引致學生自以為是」、根據「意見是否政治正確來打分數」,或是批評通識科教批判思考使孩子事事批判,認為「希望他們衡量有事實後,分析清楚,才形成意見。」但通識枓的要求其實正是希望學生不自以為是、衡量不同角度事實分析才提出意見,考評不全是政治題,即便政治題也只以學生分析能力為評分準則,與政治立場無關。其評論明顯是對前線教學有極大誤解;
或如第24提案,認為政府應另設中學畢業試,將DSE另列為大學入學試,以為可減輕學生壓力。殊不知在香港這爭相入大學的競爭體制下,只會變成一年兩試,更添學生壓力。

        全書其他提案,「創新」意見甚多,卻認真離地,也與陳女士反對教育「汰弱留強」的想法處處矛盾。雖然,每篇不過一兩頁,未能深入了解陳女士的思考和學術理據。只希望當中謬誤,是因不才水平不夠理解陳女士高見,而不是陳女士不深入理解香港情況就成書。

更關鍵在於教育理念

        陳女士有她的「Agnes教育法」,讓三個孩子入讀世界名校,也算是「成功」的母親,也許因此讓人認為她對教育有成功之道。然而深入思考,那畢竟是中產階級的成功母親,養育子女看重放時間建立親子關係,也看重父母的文化資本。對香港的有閒階級中產港媽是趨之若鶩,但對香港大多數的基層子女,有多大參考價值?比如,當每日長工時,誰有時間和精力去陪伴子女呢?因此有同工笑言,「將深水埗基層學童都送入史丹福再講啦!」

        更關鍵的是,讀書又何只一條路?陳女士一邊批評香港前殖民地教育制度汰弱留強精英主義,一邊在她的書裡談及「將現有學院拼入八大名牌大學」(31提案)。出的書畢竟等如提倡「成功就是史丹福」(原書名-《50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中文為譯本,日文原書名用「合格させた」,也是「令兒子合格」的意思)如果一邊說讀書要快樂、要多元出路,但一方面卻以名牌大學為尚、為之宣傳、為之自豪,那又能真的舒解香港競爭性的、扭曲的教育制度嗎?

局長的必要條件
       
        教育是香港未來重要一環,猶盼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認真察看、小心用人,讓業界休養生息、專心育人。任教育局長,不是徒具學歷,而要關心、了解香港教育,也要關心學生、關心教師。羅范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但任教育官員卻飽受批評。史丹福大學教育博士的陳女士,也許對教育理論了解甚深。但觀其想法,與港人期望仍相距甚遠。

其實整件事,我始終認為陳女士任教育局長只是謠傳,而未必真實。畢竟長期居於日本的陳女士,雖近年於本地大學任教授,但似乎不太符合基本法第61條要求主要官員在港連續15年通常居住、沒有外國居留權的資格。而且,民間評論自由度大,但如要出任主要官員,則言行舉止皆須受公眾更嚴謹檢示監督。陳女士有心理準備了嗎?

2017年4月28日星期五

35km的奇跡

(670期教協報的YoungTAG欄)

YoungTAG成立快將一年,一直舉辦求職和專業講座,也搞文康活動,行過兩次山,最辛苦的還是前陣子的單車遊。從粉嶺聯和墟出發,經羅湖站,沿邊境橫跨新界,入南生圍,再到元朗西鐵站解散。全程35公里。
35公里有多長呢?一般我們踩單車的路線,大圍火車站至大美督,約21公里。35公里即大圍往大尾篤再回到馬場。試過一次回到大圍交車,少了半條命。這一次35公里,沿路是高低斜道,也有馬路。避車、推車、無力上斜少不免。一些參加者不太熟單車,艱苦更不在話下。
有老師只是第三次踩單車,就挑戰這次35km;也有老師並不擅長,遇上斜坡間或下車,最終也闖過35km。走到終點處,滿身痠痛,手、肩頸、雙腿仿似散架,卻也挑戰、突破了自己,帶著笑容回家。
教師有時像一份處於Comfort Zone的工作。每天循規蹈矩、年復一年,學生偶有頑劣,卻大多是可預測和處理的。工作環境也只有那批同事,不會再有新交。思維容易固化,工作上也難突破。不妨偶爾走到山上、踏過邊境,挑戰自己,突破自己。近幾次活動,不少老師都新交了朋友,也讓大家拓闊社交圈子,結識不同興趣、不同認識的人,也看見更廣闊的世界。35km是單車遊的距離,也可以是社交「圈」的半徑,更可以是接觸更廣大世界的第一起點。
這次單車活動安全完成,也感謝兩位單車導師,更感謝隨隊的四位中學單車隊的同學,以超強耐性,護送和指導我們全程。感覺YoungTAG的發展,一是秉承教協前人種下的友好網絡供我們乘涼,二是不停遇上貴人,才能蒸蒸日上。讓年輕教師活出生命力,繼續再創幾個35km的奇跡。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真.隨筆

        話說今年很豪,用了MUJI的三色筆,友人驚訝話「乜你而家咁」(原句忘了,意思大概如此)。豪之處在於,透明塑膠筆桿$15,三隻極速用完的幼筆芯$8支,盛惠39大元。更豪在於,1月開始用,3月頭遺失一支;再買,4月初又再消失了。

        不只擦膠是消耗品,似乎筆也是。

        已不肯定甚麼時候開始隨身袋一支筆(推測至少有十年),本來放右褲袋,後來換無蓋筆驚劃到電話,就轉左褲袋。中學時早前應用Uni-ball藍筆(筆蓋呈斜面),後來當然是風靡一時的Pilot Hi-tec-C。不過Hi-tec-C貴、易斷(個嘴一跌就拗)、又會銳利劃破涂改液,後來一段時間都忘記袋咩筆。大抵曾有一段時間為表示獨特,用過黑筆。大學的時候,同學介紹用Uni Jetstream 0.7,夠粗,又好寫。後來轉用白色筆桿的0.5mm。中間也是幾度失筆,印象中曾在杭州的酒店填個人資料表後漏低,其他大抵是誤入洗衣機、或是離奇失蹤。
       
        用三色筆是因為今年轉用紙本schedule book,也因經常回家忘記帶紅筆,好寫是好寫,但4個月失兩支,買Uni Jetstream夠我跌足五支。畢竟原來用筆都牽涉富貴命。筆的啟示、或「筆氏定理」,原來還是「命裡有時終須有」。好似擦膠總不會用完,筆總會離奇走失,來來去去,都係無謂強求。


        但因為太好寫,早排再去Muji,買三支粗芯的Muji啫喱筆無咁嬲。

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新特首能否帶給年輕人希望?

(4月5日載於明報)

【明報文章】「叫我唔好移民嘅做唔到特首,咁我係唔係可以移民?」、「要研究下我本BNO點續」、「777真係天注定」、「喊出嚟」——在林鄭月娥當選的那一刻,我在自己學生的facebook和instagram看到。他們小的15歲,大的也不過20,對於新任特首,卻沒有好感,對香港的未來也沒有希望。
整個選舉過程裏,林鄭月娥希望以年輕形象登場,其早期的競選分享會穿T恤、扮Steve Jobs,由年輕人陪同進場,甚至其助選團有不少大學學生會前成員。不過裝作年輕形象是一回事,林鄭是否了解年輕人、年輕人又是否支持林鄭是另一回事。幾個選舉民調中,都反映年輕人一直對林鄭沒有好感;即便不斷重申關心年輕人處境,卻繼續成為年輕人的攻擊和逃避對象。
年輕人需要什麼?
在一次訪問中,林鄭對於年輕人提出了所謂「三業三政」。「三業」是學業、事業、置業。落實的話,不外乎是首置貸款、資助就讀自資大專院校等,脫不出房屋/讀書/上流的看法。
年輕人只是面對升學問題嗎?早前網絡盛讚由小學生擔綱的《我的生涯規劃》短片,嘲諷讀書是浪費人生、大學畢業也沒有出路、社會只懂炒賣投機……年輕人的問題,歸根究柢不止是讀大學和向上流動,而是整個社會有沒有追夢的空間;不止是讀書有沒有出路,而是沒有讀書天分的青年人,有沒有如七八十年代般透過勤力和其他天賦上流的空間、有沒有不因出身階級而影響發展的公平制度。
所謂「三政」——議政、論政、參政——不外乎青年事務委員會多加青年委員、中策組聘用青年,以至讓不同專業的年輕人發揮。但這種過往以諮詢架構吸納年輕人的方法,真的能接觸社會上普遍弱勢的年輕人嗎?近年劉鳴煒、蔡加讚的例子,只見政治委任成為對「離地富二代」的政治酬庸。日常的「高登仔」、「連登仔」的聲音,對他們來說怕比《新假期》推介的隱世行山景點更遠。
小圈子選舉之下,政府向商界傾斜的情况注定比其他民主政府嚴重。這一次林鄭在民望低迷下「強行當選」,已可預見將來需向「西環」、工商界和發展商「還債」,過往保守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不會鬆動,既得利益也可能繼續維持。在這種預測下,我們能否期望,新特首勇於打破壟斷、推動新產業,讓年輕人有創業追夢的空間和出路?我們能否期望,新特首面對各方壓力,仍能守住香港的核心價值、回應青少年的聲音,以至推動青年人關心的政制、保育、文化藝術、創新科技、動物權益等議題?
「堅離地」的行政長官
不少時事評論員提及林鄭有「以經濟發展提高政府認受性以紓緩社會矛盾」的想法,其政綱中也主打民生而避政治。然而這卻是最不符合年輕人的想法。年輕人要尋求香港人的真正當家作主、尋求社會發展的公義,也尋求尊嚴。
不才素來不喜歡曾俊華,但至少他對年輕人的想法明顯有所關注。2010年1月,反高鐵運動鬧得風風火火期間,時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政府網誌裏談「80後」現象,表示理解「外來資訊深深影響『八十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們會以批判方式審視社會制度及不公平現象」;在2015/16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結語中,談及年輕一代「在物質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至少作為高官,姿態上仍願意理解年輕人的想法。幾個月的「曾俊華風潮」並非偶然,也並非「撕裂2.0」的標籤可解釋。
然而,最終當選的是林鄭月娥——不懂用八達通出閘、不懂買廁紙、不會用facebook(應該更不懂instagram和snapchat)、將網絡意見視為「白色恐怖」的特首;選舉論壇上也動軏「黑面」,一副不容挑戰的家長嘴臉。我們應如何期待她能回應年輕人的想法?又如何給予青年人希望?請林鄭特首擺脫「堅離地」,由用「snow selfie」學起,認真思考一下年輕人的想法,才真正與年輕人「同行」。
作者是政治及教育評論人

2017年4月4日星期二

【DSE】80後通識教師實戰體會學生困難:原來我都會寫唔晒

(香港01訪問)

  • 2017年4月3日,一群考完通識科的考生離開試場,當中包括一位身穿深藍色衛衣的大男孩:田方澤。

  • 和大部份考生一樣的,這次是他第一次應考,而不同的是,身為80後的他其實執起教鞭已有6年,近年主力教授通識科;但他都不敢奢望好成績:「你搵個足球教練落場踢波,都唔代表踢得好過個現役球員。」而今次「教練」落場原來想親身了解學生面對甚麼困難。

  • 田方澤最深刻發現,通識科以至新學制的文憑試,不是死記硬背就可以,「大人真係唔好講,你做得唔好,只係你唔夠勤力,呢句真係好hurt(傷)學生!」

80後通識教師田方澤應考通識,同樣體會到學生難處:「原來我都會寫唔晒。」(何敬淘攝)80後通識教師田方澤應考通識,同樣體會到學生難處:「原來我都會寫唔晒。」(何敬淘攝)

田方澤平日教通識,改通識試題都改過數百題,但原來落場一刻,策略知易行難,落筆亦方寸大亂:「以前唔能夠理解,你話寫唔晒,我以前(高考)都係咁寫啦,3個鐘寫廿版都係咁寫啦;你話句主題句同下面唔對嘴,有個大綱就無問題啦;但我真係發現,原來我都會面對時間緊張的問題,有一兩題我發現寫寫吓同個主題句唔對!」
而令他決心應戰正是感受一下學生面對的難處:「原來我自己去考都會寫唔晒。」
教改後不再死記硬背 唔係勤力就可以考好試
今次經驗,如何影響日後教學,他坦言還需時間沉澱,但親身落過戰場,田方澤最深感受的,是教改後力推的通識科,的確不再是死記硬背,而是要學生在時限內,展示他們處理資料和多角度思考的能力,是回應整個社會轉型所需要的才幹。
不過代價卻是努力不再一定有回報:「我接觸的大人都會話,他(學生)只係唔夠努力,努力啲就會做到,『好似我地以前讀書都乜乜乜』但我真係覺得依家的考試制度,好講個人轉數快唔快,好講語文表達,我們以前勤勤力力就唔會考得太差,但依家已經唔係你勤力背咗佢就可以考好個試。」
他憶起有努力過的學生,結果還是不行:「真係有學生好勤力,堂堂抄足notes(筆記),返屋企溫書,用兩晚咪essay(長題目),但他真的做唔到。」

勤力不一定有回報仍撐必修通識
田方澤誠言,當勤力不保證有回報,不只學生,連老師也有點無助,但這個想法沒有打擊田方澤對通識作為必修科的認同,「我們發現社會愈來愈複雜,我們的同學是否需要及早去了解我們的社會?」他指通識的教學內容,正是年青人應該關注,亦培養他們日後所需要的分析技巧,「通識科是幫同學處理政治爭議的一個好好的方法。」
新高中課程仍是空中樓閣
但他強調,通識科也好,文憑試也好,都不過是整個教育系統的一片拼圖,而更重要的是,同學日後出路的問題。新高中課程所強調的「多元出路」在田眼中依然是空中樓閣,連文憑試「勝出」的一群也沒有甚麼保障:「有學生同我講,成日講讀唔到大學無出路,但唔通我讀到大學就有出路咩?我真係答佢唔到,10年前我都覺得我讀完大學會有個優勢,但對他們這一代人,我真係答佢唔到,但又有多少大人明白(他們的處境)?」

【DSE】通識老師考通識:一路做卷一路批改的雙重人格

准考證

(載於香港01,原題為「我是老師,也是考生」,現題為編輯所擬)

        不知不覺考完A-Level第十年,投身教學也已經六年。教過五屆文憑試考生,和自己初入行的學生一起走過六年的通識「學習」。決心做了一件「瘋狂」的事:親自上戰場考DSE。為了迫自己認真,一早告訴全級中六學生,「我哋一齊入嚟,就一齊『出去』!」

一直以來聽學生說面對考試困難,總不能明白。以前考A-Level,寫好大綱,對齊主題句、三個鐘寫20頁,無難度。「寫唔切,努力寫快啲啦」的爭辯當中,擱筆十年,「我做俾你哋睇」。也是過去讀書時無讀通識科的自己,首次考通識。

是老師抑或考生?一路做卷一路批改的雙重人格

其實某種意義上是「祼考」的:無做過卷、無溫過書,就走入試場。考試前周末帶了雞精書回家,結果也因太忙而無讀。自己有擅長的單元、有不擅長的,沒有背事例,心知一定唔識做數據題。介乎有準備與無準備之間,走到試場的座位,看著陌生的電腦條碼(十年前無咁高科技),才開始感到現實感。

        卷一120分鐘,首要面對困難是從未遇過的數據題。今年兩題數據題都比較複雜,對著計數機,自己已手足無措。結果原本要求學生用10分鐘處理的4分題,自己就用了近20分鐘。後面呢?考生常見的錯誤都中了:主題句與後文不對題、忘記用概念(2題一開始忘記「城鄉差距」,後補了)、解說欠清晰(3b有寫政府要廣泛諮詢,但無講廣泛諮詢又如何),自己作為老師時很容易批評學生的問題,全部在自己首次做卷時一一應驗。

        卷二75分鐘,較充裕的時間。寫好大綱就落筆,不過答到中途突然發覺似乎有一個論點未扣題。如何處理呢?──箭在弦上,時間有限,寫完再算啦。結果完卷尚餘2分鐘,驚覺自己未寫考生編號同題號,填好就剛好停筆。未扣題的部分就丟空未扣題了。

一路做,其實也一路用教師的眼光「批改」中。粗略一眼大概知道出甚麼問題,但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再費神去處理。親自應考,老師真正「走落凡間」,才知道學生實戰時面對的困難。自己是舊制訓練出來的文科仔,字速自信是寶刀未老,試卷的完成度和篇幅都算不錯。但要盡善盡美,就未能完成任務了。

        不得不說的是,試場門口的看更姐姐,叫我「同學仔」,好窩心。

當教練成為現役球員

老師參戰,故然引來不少爭議。朋友和學生準備花生等出成績,也被行家笑說「做壞規矩」,更擔心會拉高考生表現水平的要求(多慮了)。不過足球教練落場打比賽,表現大概不會比現役球員好,所以自己的判斷只是4-5級。而且本質上考試失敗的代價、壓力、知識基礎、人生閱歷和分析能力,都無法比較,也確實難以真切感受。如果說如此就能了解學生的困難,也未免太廉價。
       
        不過,親自考過之後,昨晚仍在處理自己工作中未批改好的測驗卷,突然覺得自己「開咗隻眼」。莫以名狀的、對於學生的表現,有種奇怪的感受,眼前的測驗卷變得不同了,把文章中的骨肉肌理、面對的困難、付出的血汗、答卷時絞盡腦汁的苦惱神情(也有隨意亂寫的神態),都讀出來了。

考試過後,更明確的感受,大概是對通識科考評的反思。我依然認為考試是必要的:短時間內看考生思考分析、綜合處理不同資料的能力,在21世紀的經濟發展模式下,以「能力為本」和關注公民意識的通識科,是一個必然。不過考試的時間要多長?篇幅或內容要求要多長?比起首兩屆文憑試,現在的試卷已調得較短和較淺。但大言不慚地說,如果我一個閱歷較多的成年人,依然感到困惑,那我們期望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交出甚麼?

我們很多老師珍視通識科,但對於我們的學生而言,通識科又是甚麼?在瞬息萬變的21世紀,新學制重視真正考核「轉數」和分析能力,而不只是勤力便有回報的科目,似乎是理所當然。但在香港激烈的競爭文化中,對於才能不在這方面的考生,我們的教育制度、考試制度、經濟結構、社會期望、能給他們甚麼?對自己而言,大概,仍需要一點時間再去沉澱和反思。

至少即時的感覺是:良久沒有用三個幾鐘瘋狂低頭寫文,第二朝起床依然頸梗膊痛。DSE果然是一大挑戰。至於朋友和學生們,如果放榜日我不主動講成績,識趣的就不要問我分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