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4日星期一

不是政治立場,是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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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696期教協報)

很多香港人都感到這個六月異常的漫長。每一天都有無數事情發生、無數資訊湧入。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剛過,16日便有歷史性的200萬加1人走上街頭。整個港島北都是黑衣人,大眾讚嘆港人終於走出傘後的無力感。走筆之時正值「621升級」前夕,明天何事無人知曉,也不知讀者諸君用甚麼心情讀這篇文章?
200萬人we-connect是林鄭最大的政績,連平素不准講政治的facebook和WhatsApp group都熱鬧起來了。不過總會有人不滿,比如612警察開槍之後,仍聽到茶餐廳的叔叔說示威者收錢搞事,素來平靜的我也忍不住顫抖指正(還擔心影響人做生意)。或仍有人不願了解,誤信政府指香港將成為逃犯天堂等說法,認為示威者無理取鬧、或體諒前線警員而認為示威者「暴力」不合理。隱隱然,有點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撕裂的味道。
香港人習慣好來好去,為免「面阻阻」,不說便是。不過也聽過有家人、朋友之間為了條例,或為了行動方式而爭執。到了職場或學校裡面,就變成另一種的「政治中立」,「各有各難處」了。路線分歧事小,立場分歧卻值得討論。
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有人認為大學生不應激進佔領立法院。網絡插畫家Nagee畫了一個比喻:「當胖虎霸凌大雄的時候,你只有兩種立場:1.挺大雄;2.挺胖虎;3.假裝沒看到;4.譴責暴力兩邊都不對」
明明是四種立場,為甚麼是兩種呢?因為後面三種,其實都是「挺胖虎」。有些時候我們面對的,其實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對一百萬民意和各種遊說無動於衷、對著手無寸鐵的平民瞄準頭部開槍,或30年前中國政府出動軍隊武力鎮壓請願學生。本質上不是政治立場或政策的辯論,而是聆聽民意、人權、尊重、民主。一些簡單不過的基本原則,也是大是大非。
早前教育局局長說老師要中立持平,並反對罷課和各種行動。教學是否要政治中立?我同意的。但如果面對大是大非,要片面地「中立」而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只怕是另一種偏頗了。中立客觀,不是片面傾向政府,也不是簡單地鋪陳雙方理據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有理有節地支持合乎公義的信念和呈現真相。
這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2019年6月8日星期六

推教師政治化遊行,教聯有經驗

圖出自立場新聞


        今早教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發新聞稿,呼籲老師謹守專業不要帶學生遊行(1)。情況一如昨日局長回應傳媒,要求教師「盡量避免帶學生到一些可能令他們受到危險的地方。」(2)其實事件至今,區區都未聽過有教師帶學生參與是次遊行,兩者看法都似乎係偽命題。更甚者係不信任教師專業之舉。

        有關教師自己參與遊行的公民權利同專業教學的客觀持平,區區早前已有文章散論,暫不多言。教師調查亦見8成會員教師反對修例(3),呼籲會員實踐公民權利自不為過。不過講到帶學生參與遊行,或許教聯會自有經驗。

        2010年政改期間,曾有報章(4)爆教聯會所辦中學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由,要求教師參加撐政改遊行,否則要向校長解釋原因,並暗示飯碗不保。同為教聯會名下小學亦「希望教師支持」。此外亦有報章引述另一同為傳統左校的學校亦以學習為理由鼓勵學生參與撐政改遊行(5)

        歷史不會說謊,只會冷笑。過去教聯以飯碗要求教師參與支持政府的活動,是「呼籲會員參與」,而支持政府遊行是「學習」,明眼人就知當中政治意味深重。今日一方面高呼其他教育團體政治化、擔心教師不客觀中立,卻同時支持政府修例。極為矛盾。

        香港社會一直隱然有一種想法,支持政府是公民教育、公民制衡政府是政治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次教聯會政府混淆視聽,暗示集會混亂、指教師置學生安危不顧。無疑是以「政治化」和「不專業」的帽子,阻嚇教師實踐自己的公民權利。

        特區政府至今未就條例修訂後的司法安全有合理的解釋、亦未能充分回應民間、法律界以至與香港有緊密經濟合作的各國疑慮。如果盲目支持政府,才是真正的不政治客觀和不專業。

其實如果真正關心學生安全、「避免帶學生到一些可能令他們受到危險的地方」,就應著力推動反對修例,保障香港司法安全和人權法治,使香港不是「受到危險的地方」,才是保障社會下一代有更美好的將來。

        呼籲教聯諸君迷途知返,為著學生利益,明天街頭見!

參考:
1. 教聯會呼籲教師緊守專業 切勿動員學生參與遊行 

2. 教育局局長談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及《逃犯條例》

3. 遊行示威屬公民權利 呼籲教師和平遊行表達意見 ——回應教聯會今早新聞稿

4. 學校藉口專業發展 缺席要向校長解釋 死撐爛方案 逼教師遊行

5. 再有中學逼教師遊行撐政改

2019年6月6日星期四

專業不是面對大是大非不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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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明報編輯邀請,回應左手邊的文章。原文刊於6月6日明報觀點
用專業守則、政治中立混淆視聽規管教師工會的日子來了,仗還是要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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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日《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如火如荼,教協多年來推動民主人權發展,自然義無反顧推動反惡法,保障港人權益。有意見指教協作為教育專業團體應秉持中立,不應作政治動員,自是不了解教協歷來定位。我們更應藉此機會,對「專業」和專業團體的定位作反思。

專業不代表沒有立場

有意見引用教育專業守則,指教師應當保持中立、尊重不同觀點。如果老師身處學校教育現場,毋庸置疑應保持理性、客觀和持平地鋪陳不同觀點。但一如香港知名公民教育學者梁恩榮教授在研究中指出,在符合理性、客觀和持平的情况下,教師自身亦可向學生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理據,更有助學生思考和保持批判性。專業客觀和個人立場的展示,本身並無矛盾。
其實教育專業守則有其應用範圍,應只規管老師的教學工作,而不牽涉課餘作為一般公民參與公民事務的權利。將針對老師個人的專業工作要求,擴展限制老師作為公民社會一員的倡議工作,無疑是偷換概念,亦不符合專業守則第三章支持老師有其一切基本人權的精神。
專業團體並不代表沒有立場或在大是大非前噤聲。如香港大律師的行為守則包括大律師應保持獨立和不偏不倚,但大律師公會仍一直就香港重大法治和人權議題發聲。這不止無礙大律師公會作為專業團體的地位,更因堅守法治的道德價值而備受尊崇。
作為專業團體,亦作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公民團體,只要能列舉充分而合理的理據,便已是持平倡議。

促進民主人權是專業良知

我們相信,沒有民主和公義,便不可能有教育制度和教師權益的改善,對於社會未來的進步亦無裨益。
教協於1970年代伊始,一直是「三重定位」:我們是爭取教師權益的工會組織,亦是教育專業團體,以推動教育改革和專業發展為己任,一直就本地教育議題積極發聲。同時教協亦是社會團體,以促進民主、公義和進步為任,積極發動會員參與重大社會事務,包括1980年代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以及多年來堅持平反六四和爭取真普選。教協會章的「宗旨」列明本會「促進民主政制的發展」,創會會長司徒華先生是國際知名的華人民主領袖,相信同工對教協的支持亦包括教協一直以來對民主人權的堅持。
作為教育專業人員,受之於社會供養,學習成才,應回饋社會。堅持人權、民主、法治,守護香港核心價值,促進社會進步和公義,為我們的學生帶來更美好的社會,才是作為教育專業人員的專業良知。
就逃犯條例修訂爭議而言,特區政府至今仍未能就各項問題釋除公眾疑慮。如刻意放大不合理的理據,才是欠缺客觀持平。教協會繼續站穩民主立場。呼籲各位教師和市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6月9日在街頭見。

作者是教協副會長

[田方澤]

2019年6月2日星期日

學校如何「政治中立」?不談政治也是一種政治。


        教育界近年面對的是甚麼?是政治中立的魔咒。由反國教、通識科爭議、港獨爭議,到近日各校聯署,總不免圍繞著學校應該政治中立、或教聯會所謂「政治的歸政治、教育的歸教育」的說法。

        政治中立是重要的,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應該避免單向灌輸式的教育。問題是怎樣的「中立」才是中立呢?
       
傳媒人區家麟著《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註一),我總認為值得其他專業借鑑。在評論新聞工作時,其中一道陰影是「強力平衡」:在不需要平衡時強作平衡,過分強調平衡而導致扭曲。比如雨傘運動期間,數以萬計示威者支持佔領,另一邊廂是只有寥寥二十人的藍絲團體示威,卻因新聞要「中立」、要「平衡報導」,要藍黃兼顧,故給予不成比例的長篇幅報導。

教育界有沒有「強力平衡」?曾聽過一個老師分享,本想在學校週會邀請團體講六四,卻因為「政治中立」,應有「相反意見」。但哪有團體到學校分享「支持平亂」?結果計劃因此擱置。然而六四畢竟是影響中港兩地歷史發展、也是國際知名的重大人道事件,大是大非面前,是否必需有「支持平亂」的聲音才叫「中立」?

大是大非面前,甚麼是「政治中立」?為了「中立」,強求各打五十大板,就是一種不中立

不談政治也是一種政治

        為了「政治中立」,而乾脆不談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決定。不去認真討論政治,就是幫掌有權勢的人掩蓋反對聲音。

不少學校不談政治的意思,是不邀請外間團體講政治議題。但卻配合「國家發展」、「公民教育」,而「政治中立」地請港區人大政協、本地高官到校演講。談國家發展、青年才俊、追尋夢想。變相幫政府宣傳,是否也是一種政治?如果要「政治中立」如上文的「各打五十大板」,在演講國家發展機遇的同時,也應找人權組織談國家發展的困難才是。卻從沒有人如此質疑。

說穿了,在港英時期開始,香港教育奉行的「政治中立」,其實就是避免使政權尷尬。以前是擔心教師宣傳共產主義,現在則擔心學校成為教壞細路反中亂港的基地。不談政治正正是最政治的選擇。

當「政治中立」往往成為粉飾政治偏頗的衣裳,我們應該認真反思「中立」了。

註一:區家麟(2017),《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中文大學。並非只有新聞工作者,在今日的形勢下,其他行業的人也應多參考。

註二:何俊仁提及邀請支聯會到學校講六四日減,也值得注意。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90602/20693597


2019年4月1日星期一

芬蘭神話

(刊於694期教協報)


        上一期《教協報》與大家提及「芬蘭廢除了中小學分科課程」的謠傳,反映了大家對教育大國的仰慕。適逢3月中與葉建源議員和教協的另一位理事何志偉,代表教協到芬蘭出席國際教育專業會議,對芬蘭的教育又多一點認識。旅途上很勤力刨文件的葉建源已在325日報章專欄講解坊間的一些誤解,我便不重覆了。

        走訪幾個當地教育部門和機構,最深刻的是他們都說芬蘭的教育建基於信任(Trust):信任教師的專業、信任學生、信任政府。所以確實沒有全國統一的測驗,教育部門也沒有到校視學,一位小學校長甚至告訴我們她信任老師而不刻意評審老師的課堂安排和觀課。會議中當政府教育要員在各國代表面前提出建基於信任的制度運作時,不少代表追問為何大家互信,使我慨嘆是我們這些對人欠缺信任的外國人應該反思吧?

        也因為信任學生,所以學生可以選擇用自己感到舒適的方法,不在座位上課,或坐在課室前後地上、甚至在課室外拿著教具學習。如果學生有特別技能的話(似乎特別是電腦技術),校方甚至會邀請學生到教師會議中教老師新技能以改進教學。這些學生參與在香港都似乎難以想像。

        當然現實也不完全是神話,他們也有功課、也有問題學生、怪獸家長,一樣有較懶散的老師、校長也不是完全不監督老師的教學。但整體感覺在學校中,老師是快樂的、學生是快樂和有自信的。一個有趣的小插曲是,我們一群外國客人在當地學校飯堂午膳閒談,有人被學生有禮貌地邀求吃完讓座給有需要用餐的同學。帶點「不世故」但對正確的事禮貎堅持的勇敢,大概也側映了在追求平等和自主的北歐小國,在教育上的大成功。
       
很多人問香港能否學習芬蘭?我的答案是,視乎我們要拿甚麼交換。芬蘭是550萬人口的小國,香港是740萬人、面積更小、競爭卻更大的國際大都會。本地的文化、家長和公眾對教育的期望、對學生將來如何進入社會的想法,都影響我們教育的走向。

近年因為芬蘭PISA下跌,世界把眼光放在表現優異的上海,強調勤奮、操練與背誦的亞洲模式受世界關注。芬蘭不再是神話,但是回來已經半個月,但那群在校舍外雪地奔跑遊玩、笑得開朗可愛的小學生,仍然令人難以忘懷。


2019年3月6日星期三

大灣區教育用香港抑或大灣區標準?

(刊於3月6日明報)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成為近兩年熱門討論,終於早前中央發佈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與澳門及內地省市不同層面的政策合作,教育當然不例外。早於去年十月,局長已提出本地辦學團體上國內辦學,早前又提出本地教師可北上就業。令人詫異。
        詫異在於,《基本法》規定教育部分屬於本港高度自治範圍,難以理解為何中央規劃包括香港教育發展;而本地教育局長,亦不顧本地教育仍有發展空間,竟反鼓勵人才外流。

應優先發展本地教育

教育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最重要的投資之一。雖然不少地區面對財政緊縮,但發達地區普遍教育投資若佔本地生產總值的4.8%。香港雖然每年錄得大量盈餘,但教育投資長年只佔3點幾%。即便今屆政府強調重視教育,但至日前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教育支出增加亦仍只佔4.1%,可見本地教育仍有進步空間。

實際上,現時本地教師人手仍然不足,班師比例仍可上調,以對學生有更多的照顧。合約教師未能入職的問題談論多年,長遠教師團隊青黃不接的危機仍然存在。現時鼓勵北上仍不涉公帑,但在本地教育發展的藍圖上,為何特區政府並不優先處理本地教育、改善教育質素,而鼓勵辦學團體和教師北上辦學?另一方面,如促進幼稚園姊妹學校、增加中小學校和青年交流等,亦是未顧本地教師工作量和壓力的建議。在職教師壓力過大、年輕教師未能穩定、有志於教育者未能入職,現在是關心北上合作的時候嗎?

        大灣區就業有吸引力嗎?即便在大城市,根據《深圳統計年鑑》,教育人員年平均收入約14萬人民幣,收入最高的高校也只有24萬。本地教師收入相對優厚,相信北上就業並不吸引。當然開放本地教師在國內考取教師資格,也不失為一條出路,但在諸種條件限制下,港府是否更應將精力集中於發展本地教育人才留港貢獻?

用香港標準,抑或大灣區標準?

        說到底,各種措施如高校的研究合作、發展港人子女學校,以至《綱要》提及的「強化內地和港澳青少年的愛國教育」,到底以香港標準發展、抑或國內標準發展?

        比如說,過往本地大學北上合作辦學,公眾皆關心是否設有黨委、互聯網是否開放、會否影響學術自由。長遠如繼續建立實驗室、深化人才交流等,是否仍能保障學術自由不受侵犯、真正發揮大學優勢、發展科研?

        另一方面,《綱要》提及要發展愛國教育,但如何推行仍需關注。自2012年反國教事件後,市民對國民教育推行極為關心。香港素來強調多角度、非灌輸式的國民教育,長遠希望培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但國內的愛國教育,似乎與香港的國民教育在教學法和教學目的上皆有差異。要推進大灣區青少年的愛國教育,用的是哪種標準?

近日社福界關心《綱要》裡提及兩地社工資格互認,擔心香港長遠引入與本地訓練和文化習慣都大相逕庭的內地社工。現時推動本地幼師和中小學教師到廣東省任教,長遠會否又要求本地承認國內教師資格?在近年國民教育、普教中、基本法教育等政治干預教育的爭議當中,增加兩地教育交流,政府能否使市民有信心,政府會尊重本地教育專業自主?

發展本地優勢,拒絕「被規劃」

        平心而論,《綱要》鼓勵北上辦學、開放香港人於國內就讀和參加高考,對居於廣東省港人子女、以及有志北上發展的青年有利。然而當「兩制」在「一國」之下交匯,特區政府和市民更應考慮如何發揮本地優勢,而不是盲目被規劃甚至面對被融合風險。

        香港教育的優勢在於教育專業自主、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優質的教師團隊、教學和學術自由。長遠在促進兩地學校及青年交流和科研合作等議題上,能否繼續堅持這些優勢,為香港人爭取最大利益、以及讓香港優勢切實為促進國家進步貢獻?

        拒絕盲目被規劃、發展香港優勢。除了教育,其實也是香港各方面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2019年3月4日星期一

成績以外

(刊於693期教協報)

最近兩道消息,使我陷入深思。近日朋友在網上瘋傳「芬蘭正式廢除中小學課程教育,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擺脫學科的國家」的新聞。芬蘭模式近年大受吹捧成為教育神話,這篇新聞受各方嚮往,大讚人家教育改革大成功,慨歎香港不思進取。
芬蘭真的有廢除中小學課程嗎?有印象幾年前已讀過這「新聞」,我半信半疑,終於得到朋友轉發一篇在芬蘭的台灣人的貼文,引用芬蘭政府網頁,澄清並沒有廢除課程,而只是加強「主題式學習」(Phenomenon based-learning)元素,建議學校按校本情況增加跨領域學習課節,而基本的分科教學仍然存在。而PBL的節數,也是短期和彈性的,沒有那麼神話,只是逐步嘗試著。
台灣高雄由兩所知名市立高中牽頭,高中生聯署要求「終結放榜新聞:拒絕『成功』模板,停止製造神話」,要求學校和家長在學測放榜日不再通知傳媒、不接受訪問,打破升學主義,不用分數定義成功。相比起香港的文憑試放榜甚至小學派位的媒體迴響,又是另一道風景。
兩道消息,一在芬蘭,一在台灣,都使香港人嚮往。但是我想,大家真的能接受這些「改革」嗎?
追求跨領域、探究式、自主學習、能力為本,不就是香港教改的目標嗎?結果新高中和通識科被社會批評知識不扎實、考試「無準則」,反使公眾惶恐不安;提倡「求學不是求分數」、多元出路,最終在整個「贏在起跑線」的香港社會,大家仍是被大學主導的升學主義綑綁。
芬蘭的教育部門信任學校,才下放權力自主,成就神話;香港教育局卻透過各種評鑑和資源控制,限制學校發展。前線老師雖有勤奮精進、亦有未思進取。要校方多重視能力、少重視成績嗎?考慮到殺校,為了收生,學校「Banner潮」、「受訪潮」湧現。教育當局的狹隘、學校管理的擔憂、前線執行的困境,以至整個社會大環境弱肉強食,都注定了香港教育進步舉步為艱。
對外地有效改革趨之若鶩,但外地的改革移接到香港,氣候大異,只會水土不服。畢竟,要追求多元,就要摒棄單純追求成績上的卓越。但對多年習慣追逐成績和數據的香港人來說,比任何事都更艱難。
除了成績,我們追求學生更多更重要的特質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