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

社會為何對年輕人無情?

(刊於2017年9月15日明報)

【明報文章】上周教育大學民主牆風波之後,坊間討論中文大學民主牆大字報又鬧得沸沸揚揚。對於近日風波中的民主牆內容,區區並不認同。然而眼見坊間權貴多加抨擊,大學師長亦公開苛責。身為中大舊生,又兼為教師,此情此景,教我慨嘆社會為何對年輕人無情?
學生自治的自由
根本的討論是,是否信任學生有自治的能力。大學的學生組織以學生自治為信念,相信學生自我管理,並從中學習和成長;學生也可透過自治組織參與校政,達至「師生共治」的理想。中國教育學者陶行知認為學生自治是為了培養自治的公民,以使學生畢業後進入社會,掌握成熟的參與公眾討論的能力,成為關心社會的公民。學生自治的特質,也是一切學生活動不宜有外力干預。
民主牆是學生自治一部分。近年大學生身分認同討論熱烈,也因政治和社會等諸因素積慮的怨氣,結果卻踩進最敏感的政治禁區,引來非議。大學的民主牆一般附有管理守則,目的是體現多元文化和鼓勵不同價值互相討論。這次風波牽涉學生會是否恰當管理民主牆,而實際上教大學生會已按程序將不恰當言論拆走,或中大民主牆亦容許相反觀點按規矩張貼。有建制派人士因個別內容而聯署要求校方介入管理學生言論,以免觸犯禁忌,偏偏正違背了學生自治精神,也違反了大學鼓勵不同思想互相激蕩的理念。大學裏的討論,只要不牽涉實質違法行為,則不應設有禁區。
有說涉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列明對威脅國家安全的言論不受保障,然而國際法學專家於1984年訂立的《錫拉庫扎原則》,指出限制人權的前提在「只有在保護國家存在或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免受武力或武力威脅時」,但其限制亦要合乎比例。1995年的《約翰內斯堡原則》,懲罰威脅國家安全的言論,需證明該言論有可能煽動暴力。近來一些討論,主要是道德指摘,即使是政治議題,也不牽涉實際武力,連言論也加以限制並不合理。
一旦要求規管學生言論,在近年的政治氣候之下,可想而知進一步規管大學教學和研究的日子不遠了。言論禁區實際上沒有明確邊界,定義模糊,使人踩界而不自知。特別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範疇,只要設有討論禁區,容易被以言入罪,學者不能放心研究、學術討論受到限制,學術自由就等於壽終正寢。
年少難免氣盛,青春常帶躁動。但今日年輕人的反叛,卻也與社會因素息息相關。日前中大社會學系蔡玉萍教授於《明報》鴻文(〈由年輕人參政機會被封殺 到教育大學「民主牆」風波〉,9月11日),大意指近年青少年多冒犯言論,實與年輕人被政治上封殺有關,因此只能以一些坊眾認為「小學雞」的方式泄憤。如果我們討論青年種種「過錯」時,不察看這大環境,只簡單地以「總之就唔啱」的態度責備年輕人,似乎未能對症下藥,反惹人反感。
教大民主牆風波,除了校長高調公開批評之外,竟更使教育局長甚至校董會主席和行政長官先後出聲譴責。先不論張貼者並不一定就是教育大學學生,即便是,是否又需要出動到如此「高規格」回應學生呢?為何不給予學校空間,透過校內機制處理事件?
近日facebook朋友們分享兩位同是中大校友的學者的舊文章,都提及中大前校長高錕,在任期間因獲委任為港事顧問被學生狙擊指摘,也有學生在中大創校30周年開幕禮當日示威。事後高錕校長卻毫不在意,並沒有斥責學生,更抵擋住公眾和校友壓力。1919年五四運動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抵禦公眾壓力,包容學生過激行為,甚至以身家擔保營救被捕學生。相較之下,今日大學校長、書院院長高調責備學生,公告由紀律委員會跟進,而非選擇與學生溝通、從學生角度考慮,叫人心痛。
大學能保護愛護學生嗎?
這幾天中大風波,新亞院長和學生在網絡公開爭執。先賢對學生的教誨,今日晚生與學弟妹們是百般不足。然而談「新亞精神」,也不是一兩句中國文化可以簡單了事。晚生在任新亞學生會幹事期間,訪問了自1960年代至今的幾位校友,談及新亞生活,盡是親切的師友關係以及濃濃的人文關懷。1950年代深水埗桂林街的樓梯小巷、1960年代農圃道的圓亭、1970年代余英時校長常到的知行樓,師生間親切友好的交流,為學長們留下令人回味的大學回憶。
近日的風波,同學固然有不當的地方,但今日的大學,能在學生犯錯的時候,雖愛之深、責之切,卻也保護學生、愛護學生嗎?
作者是中學教師、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會前社會幹事
[田方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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